材料1
乞讨现象和乞丐问题犹如一只毒瘤，滋生于中国社会肌体的时间几乎与文明社会一样长。“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乞丐就一直存在着，所不同的是，他们随历史的变迁也在悄悄的改变着自己的肤色和生存方式”。乞丐本指那些因为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濒临生存危机，借以行乞钱物为生计的贫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同时进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剧烈变化时期，在众多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凸现的同时，伴随着广泛深刻的社会流动，乞丐问题沉渣泛起、愈演愈烈。但是在甘肃省M县X乡，竟然出现了大批外出乞讨的职业乞丐，该乡也因此被人称为“乞丐乡”。针对乞讨现象，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视野予以关注，但是，目前只是侧重于对城市乞讨现象的研究，对于乞丐流出地的考察，除了报纸等新闻传媒有过报道外，近乎无人问津。笔者通过对M县Z镇的外出乞讨人员进行了历时观察、无结构式访谈，结合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外出经历试图探讨了人们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材料2
M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洮河中游，地处甘南草原、陇南山地及黄土高原接壤区。全县总人口44万人，耕地面积62.7万亩，人均占有耕地1.5亩，目前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万余人。X乡是全国有名的“乞丐乡”，位于M县北部，长年干旱而被称为“干北路”。2004年末，M县进行乡镇改革，X乡与Z乡合并为Z镇，X乡成为Z镇X办事处。其中有两个典型的“乞丐村” ---X村和H村，目前的X村位于原X乡的中心，共有 200多户、近1000人口。据M县公安部门调查，X办事处共有4个村子、近300人曾经讨要过，主要是领上自己的孩子，还有租别人孩子外出乞讨的。
M县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因地势较高，受大气环流影响，水蒸气在高空低温下形成冰雹，是本县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据统计，从1970—1980年，年均冰雹成灾面积达10万多亩。另外，大暴雨或大面积、长时间连绵阴雨所致的山洪、泥石流；农作物病虫害、草荒灾害；春末、夏初、伏末易发的旱情、长达54天的封冻时间和因地处中国南北地震带北带（兰州—天水带）而受到的地震危害等一直以来都在困扰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县40多万农民所耕种的62.7万亩土地中，95%的土地坡度都在25度以上，只能种植马铃薯。在2004年全国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支农惠农政策以前，对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亩的X乡人而言，以全部种植马铃薯估算，每亩产量约1000公斤，市场价每市斤0.25元，人均收入650元，且不包括籽种、化肥等成本和缴纳的农业税。即在农业收入作为主要家庭收入的X乡，平均每人纯收入不到600元。根据与当地农户共同估计，本地人均年基本生活消费（包括吃饭、穿衣和燃料）在1000元左右。同期，青壮年劳力劳务输出的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乞讨年人均收入在6000元左右。据《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2004》统计（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4：83），甘肃省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673.05元，由此可见，X乡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要远远低于甘肃省的平均水平。而且，农业收入对家庭纯收入的贡献甚微，这与白南生、何宇鹏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一致（2000年，农业对农民纯收入的负贡献高达-112%，其中种植业的负贡献为-229%，而劳务报酬收入的正贡献为167%。即从事农业生产非但没有让农民增加收入，反而导致当年纯收入的下降。）
由此可见，农业社区人口持续增加，土地资源有限，使得劳动者过剩。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农业生产者收入低微，同时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却因为社会快速发展价格不菲。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很高。根据唐纳德·博格等人的“推力-拉力”理论，流出地微薄的农业收入和相对滞后的经济生活状况是推动人们向外寻找出路的强大推动力，发达城市人们优越的生活和较多的就业岗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农村拉走了一批批乡村精英。而遭遇了自然灾害的人们又在承继着外出的路，不断流向城市。
材料3
乞讨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的产物，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均等，丧失了基本生活来源的人们便只能诉求于乞讨度日。在X办事处，自古就流传着“X乡人在娘的肚子里就是行口的1”的说法。在每一次遭受无法预见的天灾人祸之后，无奈的人们只有拖儿带女，流浪于周围的村寨，在其他人的同情和资助下渡过难关。但他们为数不多，既没有成为假乞丐的主观动机，也不具备沦为真乞丐的客观处境，只是暂时籍以乞讨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的“准乞丐”。一直以来，完全依靠乞讨生活的只有几个先天性智障的孤儿，他们是该社区内真正的脆弱者、需要同情者。但是，结合当前乞讨在这里浸以成俗，向职业化发展的潮流，我们不难看出，即使这种临时性质的乞讨，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之后，竟在无意之间向人们昭示了乞讨的合理性。我国素有“笑贫不笑娼”的历史现实，在这个地方演变成为“笑贫不笑乞”的传统包容性。这样，经历了一定的积淀后，成为型塑当地乞讨特殊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4
人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对于这样一个同质性很高的西北偏僻小乡镇而言，人们所秉持的依然是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在本来就贫瘠、稀少的土地上，人们想方设法钻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导致庞大的人口基数。很显然，大量剩余人口滞留，使自给自足特征明显的社区发展步履艰缓，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工潮到来之际，大批青年不得不选择劳务输出。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身份的排斥，就业市场的不规范，惨痛的无功而返的教训，都是被迫原本只是想通过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外出务工者演变成为乞讨者的社会原因。
诚然，乞讨群体分化为真乞丐、假乞丐（包括职业乞丐、带有流氓犯罪性质的“丐帮”）、准乞丐，逐渐背离了乞讨者固有的身份。但是，以2003年为例，当年X乡人均纯收入不到600元，分别是同期的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1673.05元)的35.8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2元)的7.08%。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在社会流动与分层中始终处于劣势，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等普遍性因素，迫使贫困的农民走上了或者“离土不离乡”，或者“离土又离乡”的向外流动之路，并最终落入乞丐之列。。
材料5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希望尽快摆脱贫困，在商业上人们希望尽快获得经济回报，这都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浮躁心理。在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乞丐村"群众的交谈中，能够明显感觉到的是，大家都觉得乞讨是一个明智之举。在X村的丁大娘看来，眼睁睁的看着村里的乡亲都从大城市要来了很多钱，房也盖上了，摩托、电视也买上了，自己就觉得也应该跟着乡亲们出去。而在X乡，由同村群众、有亲戚关系的群众组成的乞讨团体最为常见。
从行为主义交换论者提出的5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来看，“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某种行动得到的报酬越经常，这个人就越愿意从事这种行动。”毫无疑问，先沦为乞丐者是成功命题的直接得益者，他们不仅自己乐意于乞讨的报酬，而且先后把亲戚和乡邻带入他们的队伍。同样，作为理性行动主体的后来者发现，他们的乞讨手段屡试不爽，当“行动的结果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可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可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可能去执行这个行动”，乞讨的价值再次显现。于是，对于在失业、微薄的务工收入和乞讨高收入（相对而言）的对比中，在乡亲们近乎在城市轻松的“捡钱”和自己从地里艰辛的“刨食”的比照中，“人们会根据他（她）当时的认识，选择那种随着获利可能性增大，结果总价值也增大的行为”，乞讨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
材料6
背负“乞丐乡”的舆论压力，乞讨“这种寄生性、强取窃夺、边缘性及主要依靠被施与的生活状态，对儿童造成了不应有的社会性能力增长上的损害和精神感情上的伤害”。(赵维泰,2005) 而且，在当地形成了“乞讨”致富的特殊亚文化，造就了一个背离于社会的边缘群体，给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带来深重的影响。
相形于邻近乡镇人们相继走出了一条条靠辛勤劳动、聪明才智致富奔小康的路子，X乡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应有的出路。纵然学术界以不同的理论范式研究了城市乞讨问题，给出了不同的治理策略，有些城市还划分了“禁讨区”，但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暂缓性手段。要从根本上遏制乞讨群体燎原之势，需要认识到乞讨群体已经分化成几个不同的亚群体的事实，要进行分而治之。
对那些因外部、自身或结构原因而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弱势群体，如“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孤老残幼），需要唤起全社会人的同情和关爱，尤其是政府应该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早日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
对于通过乞讨为生甚至赚钱的职业乞丐，他们虽然是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的穷人（主要是农民），但不存在紧迫的生存危机，他们进可以轻松靠乞讨度日，退可以回家种地或继续劳务输出。因此，该群体数量的增加、前后相继的态势必须要遏制。他们不仅侵占了真乞丐的利益，亵渎了人们的善良和同情，使人们出于对真假乞丐无从辨认而变得漠然，扶困助贫的社会风气逐渐退化；而且让村寨背上沉重的舆论压力，催生了一批边缘化群体，使得当地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尽管如此，这一群体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农村与城市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有着必然的联系。
总体而言，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需要建构政府、社会、村民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从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入手，着力于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注意从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等方面入手，全面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活力。(胡锦涛,2006)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对于包括X乡在内的西部农村欠发达地区，要紧紧抓住机遇，在政府的规划和安排下，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把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以邻里中心为载体，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建成民主、文明、富裕的和谐农村社区。
材料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推进“一村一品”，实现增值增效。
M县盛产当归、红芪、黄芩、党参、柴胡、大黄、贝母等中药材238种，素有"千年药乡"和"中国当归之乡"之称。当归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地70%。该县年种植各类中药材25万亩，年产药材4.2万吨，其中当归1.54万吨。X乡等乡镇是M县主要的当归产地，以2006年为例，当归平均售价为25元/公斤，当地仅当归一项收入达到10，000元以上的山区农民就达五成左右。但是目前的当归等经济作物的栽培主要是农户的个人行为，缺乏政府的指导和统一规划，而且还停留在出售原产品的阶段。因此，通过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产业，达到科技含量高、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化水平，先让已经沦为职业乞丐的农民和即将成为乞丐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而从土地上获得解放，实现已为发达国家所证实的先工业化再城市化，最终达到农村人口就业份额下降，进入现代化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材料8
衍生于贫困农民和别无选择的农民工的职业乞丐，他们有过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有着通过自己的劳作换取生活来源的主观愿望。但是，身处利益冲突、变动不居的社会中的他们，已经沦为弱势群体。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他们始终不能为城市社会接纳，遭受了不公正的社会排斥。根据社会冲突学派的理论，包括乞讨群体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很少或甚至没能享受社会现代化的成果，而且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无法弥合他们心灵的断裂。由于强势群体长期对话语权的掌控，财富、权力、社会声望的高度相关，在包括乞讨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身上不同程度有一种相对剥夺感，对社会持有一定的敌视态度。一旦这一群体将自己的不利境遇和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由“准群体”变为“显群体”，社会就会潜伏着社会冲突。基于此，为实现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需要各级政府初步完成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稳定器”的作用。另外，还要搭建政府和弱势群体之间的沟通渠道，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使合乎我国国情和实际的上下沟通机制成为社会“安全阀”，缓解社会转型和变化带来的影响，提高社会整合程度。
材料9
正如前文所述，很多职业乞丐是由当前不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的受害者演变而来的，他们面临工资偏低且长期拖欠、工作难找且经常受到黑中介的诈骗、没有相应的工伤和医疗保险而因病返贫、因伤返贫等问题。农民工这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大军，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解决好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和生存、发展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通过对劳动合同制度制定的监管，对收入分配权益、劳动安全权益、社会保障权益的维护，并提供法律援助、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援助，营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应有的民主政治权利等方面着手，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将会减小农民工流向乞丐的可能性。
材料10
“社会资本”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相对应，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在西方学术界被广泛用于社区发展的实证研究。哈佛大学前政治学会会长费特南教授通过对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提出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社区政府管理和社区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教授认为，“在贫困群体扶助工作中，在着眼于个人的基本生活资助的同时，可以考虑通过社区脱贫等形式，改变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发展环境，促进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为他们进入更美好的经济发展轨道提供支持。”尝试通过加强社区穷人在社会资本上的积累，促成有限的社会资本转化成经济或其他资本的做法，为我们解决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以借鉴的视角。
材料11
社会化过程的中断，城乡物质、文化巨大的反差，父母职业和寄予乞讨的生存理念、群体落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造成城市乞讨儿童走向边缘化的因素。一方面，贪恋于丰厚的乞讨收入，很多孩子被父母刚一放假就从学校接走，由此出现的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争夺孩子之战2经常发生，造就了城市乞讨群体低龄化的事实。
另一方面，孩子从内心深处是期望上学的，有的家长也希望孩子能通过教育的途径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巨大的金钱诱惑在弱化和侵蚀这他们的这种愿望。长此以往，家庭所承担的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功能在衰退，父母和孩子之间爱和亲情构筑的感情之链，蜕变成后台老板和雇员之间的金钱关系。
为降低和减少乞讨对家庭和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当地行政部门应通过劝阻和思想教育等方法，让乞讨群众认识到乞讨对孩子造成的身心伤害，并鼓励群众发展特色农业，靠勤劳致富。利用农村扫盲班的条件，举办针对乞讨群众的再教育的夜校，提高家长素质，帮助他们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鼓励尽快完善家庭功能。发展教育，对有过乞讨经历且有心理阴影的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倡导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此外，对于包括带有流氓犯罪性质的“丐帮”，首先要明确的是他们虽然数量极少，但是其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给被组织、教唆、胁迫的弱势群体到了极大的损害。而且，利用租借或拐卖儿童的乞讨形式加剧了乞讨群体的低龄化，给儿童的身心带来极大伤害。因此，公安机关应依法实施严厉打击和查处。
答题要求：
一、请你概括乞讨群体形成的原因，字数500字。分数30分。
二、就解决乞讨问题，请你写一篇策论文章，字数1000-1200.题目自拟。分数7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