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年薪40万是误解，聘任公务员采取的是协议工资制度，并不存在上限。”浦东新区组织部（人事局）人事综合处处长郭嵘昨日（8日）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如是说。作为建立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试点之一，上海浦东新区的“首聘”颇受关注。（7月9日，广州日报网络版）
一些媒体在报道上海浦东“聘用制公务员”试点时，在前面加上了“国内首批”的称号。上海试点是不是全国首创？据笔者了解，它至少晚于深圳。据新华网报道，早在2007年11月26日，深圳市人事局就发布公告，深圳市将提供31个职位，公开招聘首批41名聘任制公务员。如今大半年过去了，深圳试点效果怎样？上海浦东有没有研究过深圳经验？这我们都不得而知。
今天看来，聘任制公务员似乎是一大创举，但实际上它早已写入公务员有关法规之中。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中就写明，聘任制公务员是公务员的类别之一。再往前追溯，早在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也规定了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但遗憾的是，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等到的只是又一次“试点”。
“旱涝保收”的政府部门，一直是一些人心目中的“铁饭碗”，甚至是“金饭碗”。公务员的准入门槛高、退出机制尚未建立，这就使得政府部门变成了“深宫大院”，由此派生出公务员不求进取、人浮于事、堕落腐化等一系列弊病，而这种种弊病又是由制度而起，舆论监督和道德劝勉都只能管一时一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直接导致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下、官场风气恶化，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我们期待“聘任制公务员”能够起到“鲶鱼效应”，激发整个团队生机和活力，并通过这种试点，一步步的改变公务员的准入、考核、退出机制。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1993年就规定过的事情，今日上海仍在试点之中，这场试点为何延时十五年之久？
最大的阻力或许来自系统内部。协议工资、聘用公务员的自由流动、现代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效快捷的行政方式，这些改变直接触动了官场某些“潜规则”，注定不可能被轻易接纳。
其实，政府本身不过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一个契约，政府按约定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这就决定它必须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运作。这种运作模式也决定了政府公务员需要专家化、专业化、企业化，对他们要以现代的人力资源模式进行选拔与管理，从现阶段来讲，至少部分服务领域的公务员应该实现“聘任制”。
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说明我们的行政部门还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待进一步提高服务公众的意识与水平。时隔十五年之后，公众对“聘任制”依然抱有热情，也足见民意所向，期待上海这次试点能够深入开展，实实在在地起到革弊立新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