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并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6月23日新华网) “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提法，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互联网上一片叫好之声。应该说，这一提法回应了多年来一个重要的体制性问题：我们的公务员体制的现状是“铁饭碗”、“金饭碗”，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退，造就了一批占着位子不干事的“太平官”，如一团死水，令中国官场越发“铁板化”。没有风险意识、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的公务员，反过来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如果形成健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死水搅活，庸官能下来，好官能上去，加快流动的新陈代谢必然会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服务水平。应该说，这个提法是非常必要的，直面了当下最重要的官场弊端。
正是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提醒的是：这个“退出机制”必须玩真的、做实的，靠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保障，而不能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让基层改革推行者钻了空子，像此前公务消费改革那样“变了形”。而要做到这一点，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前提就是：一是改变官员福利制度，让它变成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二是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制度，让按考核成绩上下、淘汰公务员成为常态。有了这两个大前提，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才能如同置身于一个大的商业公司那样，能上能下、能退能进。
这两点建议，是基于此前各地一些改革试点出现的问题提出的。其实，大概五六年前，有地区就提出过“公务员退出机制”，记忆当中，湖北武汉市、江苏海门市、河南商丘市、辽宁、山西等一些地区，都有过类似提法，结果怎样？效果并不明显。痛定思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层政府对“退出”的认识，狭隘地理解为“提前退休增加工资档位”、“自愿辞职创业给与补偿金”、“下海经商给与保护政策”……
一方面，这些规定本身便引发了社会争议，认为这种自我补贴的改革有碍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响应的公务员并不多，在公务员“生老病死”基本都由国家包了，社会福利可称得上全国最完备的情况下，即便有了很优厚的补偿，也无法形成吸引力，让大量公务员“退出来”的。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当时的分流政策之一就是以几年工资补偿鼓励公务员自谋职业，但没有多少人选择拿钱辞职。反倒是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利用既有关系“套着游泳圈下海”，大赚了一笔——优胜劣汰没有形成，反倒成了“逆淘汰”，显然与改革初衷相悖。
所以，真的要形成公务员可进可退的局面，首先就要把公务员完备的福利制度变成“社会保障制度”，各种福利完全按照搞社会保障那样搞到明处，哪怕福利高一点，但绝不能容忍各个地方各个单位按照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福利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当未到退休年龄的公务员转行到其他岗位，比如从商从教等等，他的基础福利保障都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因此失业还有失业保险的时候，死赖在公务员队伍中的“恋栈”思想可能也就不那么严重了。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家为什么会对公务员退出这么叫好？要清楚，公众叫好的“退出”不仅包括让公务员有选择的“分流”，更包括公务员没有选择、被动的“被分流”。就是说，你干得不好，对不起，无条件走人——就像很多商业单位那样，绝对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否认，每年尽管也有公务员被炒鱿鱼的消息，但总体而言，力度很小，不是闯了大祸、犯了大错，基本是“铁饭碗”。这种淘汰率太低，会养坏一批人。
一个健全的公务员体系，必然是有相当批量的“进进出出”——只要社会上有人想进入这个岗位，而他又比你有能力，就没有理由因为“你比他先到”就安若磐石，岿然不动。这就需要强化考核独立，问责独立的制度，不能任由各个部门自我考核，领导热衷于做好好先生，考核起来轰轰烈烈，看看结果却总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因此，从上往下地推动考核淘汰机制，并在考核中充分尊重民意，加大对考核不合格者严肃的淘汰机制，是能否推动“公务员退出”的要害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这就决定了改革的推动者不能完全靠被改革者自己策划推行，而需要由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独立的第三方来推动，民意，在这当中是个重要的支点。
使公务员成为360行中的普通职业，而不是高人一等的职业，是“退出机制”存在的重要保证，也应是各项措施的方向所指。
